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一次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命运的会议——八七会议。
会议背景
1927年，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席卷全国，革命中心迁移到武汉。遭到沉重打击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共同镇压革命运动。3月，国民党在武汉的汪精卫和南京的蒋介石集团不合作，史称“宁汉分裂”。4月起，南京等地的国民党开始大量逮捕和处决共产党人，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武汉的国民党在7月决定“清党”，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就此破裂，大革命失败。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酝酿改变先前的政策，以应对困难局势。
由于当时形势非常紧张，交通异常困难，原定于7月28日举行的中央紧急会议不得不延期召开。
到了8月7日，通知到会的人员仍未到齐，中央委员尚不过半数，因此，这次会议既不能叫“中共中央全会”，也不能叫“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只能称作“中共中央紧急会议”。这次会议史称“中央紧急会议”“八七紧急会议”。
55名中央领导，参会人数不到一半。
参加的有中央委员：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
中央候补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
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
共青团代表： 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
湖南、湖北、军委代表： 彭公达、郑超麟、王一飞。
此外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及其助手牛曼、中共中央秘书邓小平。
由55人组成的第五届中央领导机关中参加会议者未过半数。其他人去哪儿了？
周恩来、谭平山、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贺昌等正在发动“南昌起义”；一部分人如彭述之、刘少奇等不在武汉。
由于“时局紧张，交通异常不便”，有些代表来不及召集。
共青团的3名代表都是团中央委员，却以正式代表身份参加党中央重要会议，这在党的历次会议中极为少见。
根据邓小平的回忆，参加“八七会议”的人员分三批进入会场，由交通员带进去，每次不能带很多人。他说，当时武汉是大热天，都睡地铺，开会时甚至连门都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
紧急会议只开了一天，邓小平却在那里待了6天，他所做的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八七会议”是邓小平参加的第一次中央级别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内容也是邓小平记录的，这份记录原件现在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会议内容
会议第一项议程，由毛泽东在会上批评陈独秀右倾错误：第一、在国民党问题上，党中央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始终没有当“主人”的思想；第二、在农民问题上，党中央不支持农民革命；第三、在军事问题上，“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毛泽东强调“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作报告。强调党今后的任务是“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实现这一斗争策略的具体方针是：第一、要更加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第二、要由下而上地注意争取群众；第三、要在暴动中组织共产党人占多数的、工农民权独裁的临时革命政府。接着，会议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
会议目的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
会议意义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它在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后，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党在农村领导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方针。这次会议对于挽救大革命失败所造成的危局，实现党的战略转变起了重要作用。
但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错误观点和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情绪相结合，使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主要表现在对当时的革命形势缺乏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不是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保存和聚集革命力量，而是容许和助长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在组织上则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或不适当地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纯工人成分的意义等。
八七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八七会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也有缺点，它只注意反右，而忽视了防"左"，使"左"倾情绪在党内滋长起来。这是一个深刻的经验教训。
总之，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
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没有注意防止"左"的思想的出现，使"左"倾情绪在党内滋长起来，给后来的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