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强调的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局势和相对稳定的生活工作环境，这为毛泽东同志更好地集中精力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对中国革命斗争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概括提供了可能。尤其是抗日战争开始后，我们党面临着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的局面，迫切需要对新的局势、新的变化做出符合实际的科学判断，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策略。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理论上加以解决，中国革命就会面临新的危险。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同志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在实践上和理论上指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在这一时期，他先后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光辉的重要著作，深刻揭示了指导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基本战略和策略，阐明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钱、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

毛泽东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战略任务。之后，他相继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提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确定，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已经得到系统总结并已日趋成熟。

毛泽东思想和理论被全党所认同和接受也经历了一个过程。1942年初我们党开始了延安整风运动，这场运动的开展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全党的传播，有力批判和清算了“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在党内的影响，使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理论在党内得到普遍接受和广泛认同。当时，我们党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毛泽东的思想为指导。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不约而同地都在思考着如何用毛泽东同志的名字来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的《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正式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1942年7月1日，中共中央晋察冀边区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发表了由主编邓拓撰写的社论《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1943年7月6日，刘少奇发表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文章，明确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命题；1943年7月5日，王稼祥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文章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之后，“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很快就得到了全党同志的接受和赞同。

党的会议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是1945年4月20日召开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这次会议对毛泽东思想重要地位的概括为中共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作了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和《愚公移山》的闭幕词。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概括，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的论断。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在“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方针。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指导思想，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第一次大的历史性飞跃。从此，毛泽东思想便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一面旗帜，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